——关于中国90年代文学主体性的思考

    人的主体性追求始终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价值维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体性、主体意识、人道主义是何等光辉的字眼。“人”的发现，“大写的人”，构成新时期初期文学的重要主题。无论是“班主任”张俊石，还是“犯人”李铜钟，无论是“人到中年”的陆文婷，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研究生”，他们无不自觉肩负起社会时代的强烈责任，为民请命，为信念而斗争，为理想而献身，他们都有着崇高的英雄气质。“大写的人”，人道主义，整整支撑了一代人以上的思维或文学流向。从寻根文学对人的不幸的哀叹，到对人的命运的反思，乃至从文化的维度探讨人的生存意义，甚至到先锋文学走向极端的文学形式探索，其中的每一步都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挣脱人的束缚，走向人的自身独立和自由的一种努力。然而，这一切都渗透着一种或为理想主义的群体人生意识，或为文化价值上的人的集体无意识挖掘，再或体现为一种极端的针对固有价值体系的反叛和调侃。无论如何，于其背后都还有一个先在的道德或伦理的框架在支撑着，中国文学离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还有很远的一段路程要走。
    90年代，文学的启蒙导师地位被强行推翻，文学不再能够引领思想的潮流，个人的价值跌落至一系列的私欲状态中。很多学者呼吁人文精神的重建，其意便是直指人的主体性失落。80年代人的主体性还未真正确立，90年代却又在声称人的主体性已经严重失落，这是不是对中国当代文化或文学的一种误读呢?同时，当我们今天谈到人的主体性的时候，往往会自然倒向个体性一维，甚至很多情况下，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混为一体。这就必然会造成一些思维方面的混乱。如何在90年代文学的基础上理解人的主体性问题，是本文理解人的主体性的—个支点。
    或许，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喧嚣一片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也已经不可阻挡的来到了中国大陆。后现代主义宣扬主体已经遭到消解，历史成为无主体的历史。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相当一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也出现了类似西方国家或表或里的所谓后现代文化。大型的超市，灯红酒绿的歌舞厅，酒吧等等，都显示了其作为一种后现代文化或文化因子的存在。“在后现代主义文化里，形象也是有着同样的非真实化的效果。尽管它很忠实地复制出了现实，但是在这种复制中，形象将现实抽掉了，非真实化了。”①在这些文化氛围中，所有的形象都成了类象，一切都失去了原来的真实性。人混同于各种物象当中，主体性因而被淹没在一系列物的类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