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五四”新文学开启的“化大众”启蒙，还是“左翼文学”倡导的“大众化”运动，读者在文学生产、接受链条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不同的仅是前者是启蒙、说教的对象，后者是宣传、发动的对象，读者基本上是沉默的、无声的。及至延安文学，工农兵方向确立，人民大众成为了新生活的主人，赵树理们从地摊走向了文坛，于是，新文学人物谱系里第一次有了主人翁式“新人”，小二黑、小芹、水生、水生嫂呼吸着新鲜、俊朗的空气，唱着“清粼粼的水来，蓝咯莹莹的天”，大步走在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上。建国后，工农兵英雄一直活跃在文学前台，承担着有关共产主义理想的全部想象。从延安文学到新中国文学，工农兵读者在文本阅读中获得了空前的身份认同，他们不仅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参照对象，而且是前进、前进、再前进，革命、革命、再革命的主导力量。立足于此，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肇始的中国当代文学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实不为过。

　　当下，读者地位在经历了新时期文学之初的情感认同与思想解放之后，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中来了一个巨大的涡漩。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机制出现断裂，“气闷”、“读不懂”的声音此起彼伏，从熟悉到陌生，从热情到冷落，读者阅读遭遇前所未有的障碍。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五四”退潮后的一幕又一次上演，一面是高等学府中专家学者、莘莘学子，在残雪的“黄泥小屋”、孙甘露的“信史之函”里打捞、发掘，出土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西学之物；一面是市井民间中芸芸众生，在轻喜剧、青春剧里谈论些家长里短、情爱故事。作者与读者的分道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文学阅读的分野：“小众”们乐此不疲于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人性探索、生命可能、宗教情结，“大众”们津津乐道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大众文化、影视剧本的情了、爱了、欲了、物了。如果说“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框架下的读者处在一个选择与被选择的位置，那么当前的情形是迎合多于选择，娱乐休闲多于精神提升。